我和瑞秋、菲利克斯、海因茨和索菲一起到警察局。
“这边，先验伤，再做笔录。”带我来的便衣警察指向走廊尽头的门。
验伤医生检查了我我左脸的肿胀范围，用镊子轻轻触碰口腔内的伤口，记录了牙齿松动程度，测量了我颈部和肩部的淤青范围。理查德被激怒后揪我的衣领很用力，脖子上也有痕迹。
“左面部软组织挫伤，皮下出血明显。口腔内侧黏膜破损，长约12厘米。颈部可见三处条状擦伤，符合手指抓握痕迹。肩部有轻微擦伤，无骨折。整体评估为轻伤。”
他在表格末尾签名。““这个报告交给办案警员。如果后续需要更详细的伤情鉴定，可以再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”
我拿起表格走向笔录室。负责做笔录的警员眼色沉静，像是见过很多故事。
”放松，说实话就行，慢慢说。”
我开始叙述。从高频电子电路实验课开始理查德蓄意破坏实验器材被退选，到马丁和理查德散布关于血统的谣言，到街头小报刊登“叛徒之女”的文章，再到周日的约定见面，到空地上的推搡和耳光。
”你提到的理查德·梅茨格和马丁·韦伯对你有长期敌意，有书面证据吗？”
“有。”我把准备好的文件袋放在桌上，“里面包括了街头小报原件、匿名文章的来源证明、以及我通过多方渠道收集到的证人证词。还有我父亲在凡尔登战役期间被俘后被法军处决的军方档案，以及我的家族血统证明。”
警员将所有文件逐页翻完，合上档案袋。
“诺伊曼小姐，这些证据你准备了多久？”
“从谣言开始传播的第一周。”
“你知道这些材料一旦提交，就不再是私人恩怨了。蓄意诽谤、侵犯名誉、公开侮辱阵亡军人、组织街头暴力围攻……其中任何一条都足够立案。你清楚吗？”
“我很清楚。”
警员点了点头，在笔录本上写了一行字，然后转向旁边的助手。“把这几份文件复印归档，原件作为附件提交给检察官办公室。”
“这个案子立案。证据链完整，人证足够，还有验伤报告，对方没有辩解空间。他们说的那些关于血统和叛国的指控，在官方档案面前完全不成立。理查德·梅茨格和马丁·韦伯‘出于爱国的误解’这个说法，今天起不再可用。你提供的这些档案，帮了我们大忙。最近冲锋队闹得太厉害，我们一直在找合适的突破口。理查德·梅茨格的父亲是冲锋队小头目，这个案子可以起到警告作用。”
警官停顿了一下。“你有监护人或成年亲属在柏林吗？”
”我的母亲在布拉格，近两个月没有通信，我父亲的生前的战友很关照我，他目前在德累斯顿，埃尔温·隆美尔少校。”
“我们需要你打电话通知他。如果是长途，可以在值班室打。”
线路接通。
“隆美尔叔叔，是我。事情结束了。”
“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。你受伤了？”
“被扇了一巴掌，左脸肿了，口腔内侧有破口。还揪了衣领。其他没有。我已经在警察局做完验伤和笔录，提交了您寄来的军方档案和索菲外祖父调来的家谱。警察说证据足够立案，他们会提交给检察官办公室。”
“你现在在哪？柏林哪个分局？”
“柏林警察总局第三分局，在施普雷河附近。”
“我后天就到柏林。我来处理后续的事情。露娜，我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正式申请成为附带诉讼人了吗？”
“刚提交了。”
“好。附带诉讼人有权查阅全部卷宗，有权在法庭上向被告发问，也有权对判决提出异议。你不仅要当受害者，还要当控诉方。第二，关于律师，柏林有个叫卡尔·比登科普夫的律师，早年在国防部当过法务顾问，专攻名誉权案件和军事法庭案件。他和我打过几次交道，为人正直，擅长处理涉及政治身份和血统污蔑的案子。我到了柏林就带你去找他。”
“我接受这个安排。”
“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这几天，不要单独外出，和朋友结伴出行，不要再去那片空地。如果理查德的父亲让人来找你，不要开门，立刻报警。”
“我会注意。”
“露娜。”他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，“你疼吗？”
“疼。但可以忍受。”
“疼就说出来。验伤报告记录的是伤情，但你不能用那些数字来量化你自己。如果疼，你就承认疼。”
“疼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后天见。”
电话挂断后，警员告诉我，“手续办完了。你今天可以回去，如果需要出庭，我们会再通知。检察官办公室会在两周内决定是否正式起诉。”
“谢谢。”
海因茨和索菲已经做完笔录，坐在大厅的长椅上，瑞秋和母亲一起，抱着橘猫坐在另一边。他们同时站起身。
“露娜。”瑞秋第一个走过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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